是通信产业的话语权硬通货。从3G跟跑、4G并跑到5G领跑，中国通信行业完成了从“规则跟随者”到“标准制定者”的关键跨越；步入6G技术布局前夜，全球卡位战日趋激烈。近日，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闫坤在接受《通信产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深度解读了中国通信的跃迁之路与全球竞争力。
　　从跟跑到领跑：四大因素驱动转变
　　闫坤表示，我国通信行业历经近二十年的系统性发展，实现了从3G时代艰难跟跑、4G时代并跑突围到5G时代领跑发力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国家战略的前瞻布局、产业主体的持续创新、完整的产业链支撑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多维驱动。
　　第一，国家战略的前瞻布局，是转变的根本保障。通信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事关国家信息安全与产业竞争力，我国从很早就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系统性谋划，尤其在5G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撑体系。在国家层面，出台《“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统筹整合全国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力，为5G创新和产业发展破除政策障碍、提供资金扶持。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重庆等多地出台5G专项扶持政策，聚焦5G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场景应用和企业培育，形成“中央顶层设计引领、地方产业协同发力”的政策格局，直接推动我国5G实现爆发式增长，为5G领跑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第二，产业主体的持续创新，是转变的核心引擎。的竞争本质上是企业创新实力的竞争，我国通信企业尤其是，始终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形成了“研发--收益-再研发”的良性循环。除了华为、中兴等，小米、OPPO等终端厂商也跻身全球5G领先行列，形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优势格局。
　　第三，完整的产业链支撑，是转变的重要加速器。不是“纸上谈兵”，只有实现规模化应用，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我国拥有全球完整的通信产业链，从5G芯片、设备制造到终端生产、运营服务，各个环节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这一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在5G发展过程中，我国率先建成全球规模的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及95%的行政村，实现5G网络规模化部署。同时，运营商、设备商与终端厂商紧密联动、深度协同，推动5G技术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广泛落地于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千行百业，实现了“创新-技术转化-规模应用-迭代优化”的闭环，不仅让5G价值得到充分释放，更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5G领域的技术领跑和领先优势。
　　第四，巨大的市场需求，是转变的不竭动力。我国各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为通信技术迭代升级与技术落地应用创造了海量应用场景。从消费领域超高清视频、云游戏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到产业领域工业互联网、智能采矿、远程医疗对网络时延的严苛标准，多元化应用需求持续牵引布局从追求数量规模，转向聚焦高价值、高实用性方向优化提升。
　　数量领先但话语权不完全匹配：
　　两大方面仍需发力
　　尽管我国5G数量全球领先，但闫坤直言，全球话语权与数量占比并不完全匹配。
　　一方面，海外布局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国际议价能力。我国5G国内申请体量庞大、总量全球领先，但面向欧美、拉美等全球重要市场的海外布局深度广度不足。大量核心技术仅在国内获得保护，缺乏全球多国同族布局，难以在海外市场形成有效壁垒。这使得我国在国际诉讼、跨境许可、全球市场维权中筹码不足，无法凭借庞大基数获得对等的国际议价地位，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全球范围的规则话语权。
　　另一方面，我国池主导权缺失。当前，国际池对通信的许可定价具有重要影响，但中国企业在主流池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这导致中国企业通常在许可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面临严峻的诉讼风险和禁令困境。
　　闫坤强调，未来五年是6G国际标准制定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战略机遇期。我国需以此为契机，从强化基础研究、深化国际标准合作、创新运营模式等方面发力，将优势转化为商业价值，实现从“数量领先”到“质量引领”的转变。
　　6G领跑隐忧：
　　构建“技术--标准-产业”闭环竞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全球6G竞争白热化，我国6G数量继续保持全球前列，但业内“重数量轻质量”“与标准脱节”的争议备受关注。
　　闫坤表示，我国6G布局已跻身梯队，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需在质量提升、核心技术攻关及标准引领上持续发力，推动6G发展从规模领先稳步迈向质量提升与标准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首先，从数据规模来看，在政府前瞻布局、产业界与学术界共同努力下，我国6G储备延续了5G时代的领先优势，6G领域的量已位居全球前列，为高质量创新筑牢了先发条件。
　　其次，从质量层面来看，我国在部分技术领域已取得关键突破，据工信部公开信息，我国已完成第一阶段6G关键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但仍需正视不足：高价值基础在芯片、射频器件等领域尚显薄弱，海外布局的广度与深度亟待拓展，且部分仍处于实验室阶段。
　　，从标准制定层面来看，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依托IMT-2030推进组，我国提出的5类6G典型场景和14项关键能力指标全部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引领全球6G走向。但当前标准参与主体主要集中于头部企业，未来亟须畅通产学研协同机制，加速高校科研成果向标准提案转化，以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博弈中的综合竞争力。
　　闫坤建议，我国企业构建6G“技术--标准-产业”闭环竞争力，需聚焦高价值技术，在深耕通感一体化等前沿领域的同时，加大芯片、基础软件等底层技术研发以补齐短板；深度参与标准化工作，将研发、与标准提案协同推进，实现“技术化、标准化”；利用PCT途径优先布局基础与标准必要，坚持“产品落地、先行”以构建全球保护网；并建立“联合实验室+共申+标准共推”的产学研机制，加速科研成果向和标准转化。
　　中小企与科研机构短板凸显：
　　价值转化需精准破局
　　在谈到国内中小通信企业、科研机构如何布局和运营时，闫坤指出，国内中小通信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布局与运营方面已展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在以下方面存在提升空间：
　　第一，国内中小通信企业存在战略不清晰、质量把控不足、海外布局滞后、运营能力薄弱、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应以更广视野谋划战略，将工作深度融入创新全过程。
　　一方面，应主动开展导航与挖掘，善用预审等机制，严把申请质量，筑牢核心技术的保护壁垒；另一方面，要紧跟技术标准演进趋势，聚焦细分市场与前沿领域进行差异化创新，逐步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护城河”。
　　在此基础上，企业应着眼全球市场，前瞻布局海外，提前卡位目标区域。同时积极对接政府与行业搭建的转化平台，推动通过许可、转让或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业化落地。加快引进和培养懂技术、通市场、善运营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系统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创造、运营、保护与管理全流程机制，真正让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
　　第二，科研机构则面临研发与产业需求脱节、转化渠道不畅、激励机制不足等痛点。为更好地推动工作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运营”转变，实现创新价值化，建议科研机构着力推进以下方面：
　　一是推动研发模式向“需求牵引”转型，在项目立项乃至技术研发初期，即引入知识产权评议与导航机制，围绕产业化前景与市场应用开展前瞻性布局，使创新更贴近产业实际。
　　二是积极对接并善用国家及地方建设的各类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借助其的评估、路演、交易等服务，畅通转化渠道，提升运营效能与成功率。
　　三是强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同步构建更具激励性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与容错环境，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参与转化的内生动力，真正驱动价值向现实生产力转化。